柴鸥经文纬武方逢时-平山垴 柴鸥 千寻峭壁俯江流， 终古英雄一土丘。 石上荒台烟草色， 明霞高映洞庭秋。——方逢时《赤壁烟霞》方逢时，一个在明代被“倚为长城”的“护国尚书”，“伟略筹边，威信远驰夫沙漠；协心体国，勤劳特著乎王家”，在人生权势、地位达到巅峰之时，却“功成身退，范端俗化”，悄然隐于尘世，最终消失在冗长的历史中，隐没无名。 柱国少保兵部尚书方逢时（1522-1596），字行之，号金湖，嘉鱼人。嘉靖二十年(1541)举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初授宜兴县尹，时值宜兴大早，方逢时“躬往规划”，

柴鸥经文纬武方逢时-平山垴

柴鸥 千寻峭壁俯江流，
终古英雄一土丘。
石上荒台烟草色，
明霞高映洞庭秋。
——方逢时《赤壁烟霞》
方逢时，一个在明代被“倚为长城”的“护国尚书”，“伟略筹边，威信远驰夫沙漠；协心体国，勤劳特著乎王家”，在人生权势、地位达到巅峰之时，却“功成身退，范端俗化”，悄然隐于尘世，最终消失在冗长的历史中，隐没无名。
柱国少保兵部尚书
方逢时（1522-1596），字行之，号金湖，嘉鱼人。嘉靖二十年(1541)举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初授宜兴县尹，时值宜兴大早，方逢时“躬往规划”，“于霸址各为梁以利涉。其为役，计户派夫，计丁给米，兴水利而阴寓救荒之意。”因势利导，用灾民疏通沟渠，缓解了旱情，又救济了难民。同时，又因其与民同甘共苦的作风，深受百姓爱戴，被认为“精致练达，剖决如流，老吏不能及”。后方逢时又相继任宁津县尹、曲周县尹，后擢户部主事，升工部郞中，迁直隶宁国府知府。嘉靖四十一年(1562)，朝廷“擢逢时广东兵备副使”，平定潮州、惠州一带山贼和倭寇。隆庆二年（1568），因平倭寇、山贼功，调宣府口北道，加右参政，百姓闻之，“士民遮留，哭声震天……建生祠以祀”。
隆庆三年（1569）冬，方逢时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隆庆四年(1570)，移大同。此后长期在宣府、大同担任防卫蒙古的巡抚和总督，挫败了蒙古俺答的进犯，首倡并竭力促成俺答封贡，从此将蒙古纳入中国的版图和朝贡体制。方逢时也因功勋卓著加官进爵，官至柱国少保、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
明朝后期，党争与贪腐愈演愈烈，方逢时厌倦权臣梗阻，不想陷入日趋激烈的党争之中，累次上疏请辞致仕。万历九年(1581)，万历皇帝朱翊钧挽留不果，御书“尽忠”二字赐之，准予回乡。
方逢时家资殷实，在县城东北马鞍山建有别墅，名东庄。辞归前，又建有大隐楼、竹西书屋，归隐后读书其中，潜心理学，自号樗野散人，著有《大隐楼集》存世。万历二十四年(1596)去世，葬白湖伏龙山。
明“真御史”甘棠人崔涯评价曰：“士君子负奇才，弘济大业，固必盘错以自见，要亦非可袭取也。静观其养，动观其诚，变观其定，久观其贞，置之氛剧业挫之中，以观其识，投之急遽危疑之地，以观其量，备是数者，气完理裕，而当大任，临大事，殆无不胜矣。噫！甚矣，全才之难也。”

湮没的抗倭英雄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方逢时被擢升为广东兵备副使，负责广东、江西平匪抗倭。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二月，为更加方便集中打击倭匪，朝庭批准南赣都御史陆稳的请求，在惠州成立抗倭指挥中心——申威道，以方逢时为申威道副使，指挥抗击倭匪。《明史》称“广东、江西盗起，诏于兴宁、程乡、安远、武平间筑伸威镇，擢逢时广东兵备副使，与参将俞大猷镇之。已而程乡贼平，移巡惠州。”
当时倭匪非常猖獗，仅在潮州的海上倭寇就有二万之众，并且与地方山贼勾结，沆瀣一气，很难对付。地方山贼又非常油滑，“屡抚屡叛”，官军的无数次打击都不能有效断绝其根，加之倭匪联合作乱，沿海百姓深受其害。朝庭对倭寇征战十余年，倭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百姓黎民叫苦不迭。
方逢时认为“山贼不足忧，所患者倭也”。他利用山贼与倭寇的矛盾，设法先稳定土匪，把地方土匪势力根除，使流动的海上倭寇无地方接应立足之地，同时为了防备倭匪相互联合，使用离间计，将海上倭寇和土匪分离，实施各个击破。 他先是挑选十三支千户精锐官兵，分布在山贼与各乡交通的必经之地，断绝土匪获得信息和救济的途径。山贼伍端、温七顿时惊慌失措，将人马集中起来，不再出门作乱，并且派人到官府，请求招安归顺。 本来当时明朝各地兵力严重不足，潮州的倭患也是非常严重。方逢时决定将计就计，利用伍端的人马去抗倭，于是对伍端、温七下文书：“汝既向化，余复何疑？大兵为倭而来，汝若效顺，可以精锐从征，立功自赎。”要求他们归顺后，必须抗倭黩罪。伍端、温七二匪表面上满口承诺，实际另有它图，意志摇摆不定。方逢时决定利用伍端与投降海上倭寇徐某有隙的情况，投其所好，又对伍端下文书曰：“汝党有徐某者，往倭中诱倭攻，汝知之乎？汝既为我用，我示汝知，汝其善为备。”伍端得到文书，大喜过望：“非公抚我，何以得此？”声言要杀徐某报仇。与此同时，方逢时也在马不停蹄的对海上倭寇施展离间计，使海上倭寇不再与伍端、温七联手。所以，他又写了三封文书，分别写给海道刘存德，巡道徐甫，知府张冕：“倭贼深入寇我，惠阳大兵俱集，进有日矣。三道兵当从某路某路，四面俱发，协力攻剿，已令新抚山贼伍端等，各选徒三千为先锋，刻期破贼，又令徐姓者以三百人伪降彼中，为之内应。又恐倭之疑也，密令伍端以美女二人、马十匹、银二百两结好于倭矣。三道之兵即当如期速进毋误。”文书写好后，安排海丰叶丞在送文书途中，故意让倭寇获得。叶丞将此三封文书和其它文书数件，用黄袱包裹，派二壮丁送信。他们经过倭寇营地所在的金锡都时，故意被倭寇看见，倭寇立刻追赶，二壮丁故意装作被吓得惊慌失措，在慌乱中包裹被倭寇抢去。倭寇打开包袱，见到公文，非常高兴，他们被文书中的消息迷惑，将徐某等三百人当即处死。因为害怕官匪联合进攻，倭寇不敢久留金锡都，连夜逃回潮州境内的角江，远去惠州三百余里。方逢时仅凭三封文书，就轻易将倭寇万余人吓得亡命奔逃三百里，可以与三国诸葛亮大开城门，在城楼焚香操琴，轻松吓退曹魏司马懿的“空城计”相媲美，被称之为“相机行事”的典范。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五月，“海上新倭万余又至，与旧倭未去者合势，复寇潮、惠，势甚猖獗。”方逢时急调总兵俞大猷率领官兵三万，参将王诏、门崇文、阳克宽等三人分别率领三万官兵，总共六万人由惠州至海丰抗倭，福建方面则有谭纶、戚继光率部配合作战。同时方逢时以匪抗倭，将已经招抚其他土匪编入官兵队伍，听候俞大猷差遣，督促他们前往潮州围剿倭宼。如其所说：“伍端用之为兵，一则以贼攻贼，兵法所贵。一则惠潮地方，可无流毒之患。”此次先战于水神山沟，又战于海丰大德港，连战连捷，倭寇大败，被擒斩三千八百余人，其它倭寇奔溃下海，覆溺殆尽。“伐鼓潇潇涉广川，悠悠旌旆拂长烟。沧溟喜见鲸波静，赤县争看虎节旋。”
而方逢时并没有放过山贼，乘山贼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斩杀所有贼首及亲信千余人，其他收编或遣散，山贼也因此基本断绝了根源，地方上一时间基本上恢复了太平。
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浙闽有谭纶与戚继光，两广有方逢时与俞大猷。谭纶先是浙江兵备副史，后升到福建任右佥都御史。方逢时先是广东兵备副使，后也升任右佥都御史。戚继光和俞大猷先是参将，因抗倭有功，后升总兵。在整个抗倭战争中，谭纶和方逢时基本上是直接指挥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指挥官，嘉靖时期的倭寇之患基本上就是被这两个组合率部扫平的。甚至到了万历年间，方逢时还以平两广功，进少保。但由于诸多原因，谭纶、戚继光、俞大猷都是青史留名的抗倭名将，而方逢时则寂寂无名，其人其事竟渐渐地被历史遗忘……

俺答封贡第一功臣
隆庆四年(1570)正月，因“大同警报，朝廷厪西顾忧”，方逢时紧急调任大同巡抚，与蒙古最凶悍的鞑靼俺答部直面交锋。当时，掩答部落十万余众，马四十万匹，牛羊一百余万头，常常侵犯云中、上谷、上党、长平，且西扰太原，东闯辽西，数十年不宁。
方逢时刚一到任，掩答即受明叛将赵全、李自馨等人挑拨，兵犯威远堡、靖卤。方逢时闻报后，定计曰：“俺答乘我新任无备耳。请以马芳之兵驰驻威远，以山西郭琥之兵援老营，无患矣。”另外，方逢时又请陈其学率大兵驻高山为声援。方逢时“ 以步骑八千分为数部，昼则扬旗鸣鼓，夜则举火先后发，军声大振。十一日，彼果至威远，大惊曰：‘马太师从天来乎？’气少沮,遂西袭老营，而郭琥兵亦先期至，守甚完。俺答不知所为，召马西川责曰:‘汝言老营无兵，可袭，今若何?’欲杀之，众劝止。”俺答围城三日无所获，遂派兵迤逦向西而行。马芳此时书报方逢时：“ 彼去矣，我兵宜回镇。”方逢时止之曰:“不可。彼人奸猾，若不得逞于西必复袭威远。大众既回，彼如射隼矣，宜闭城按兵以待之。彼果西出塞，回未晚也。”马芳从其言。十四日，“彼果复大至，芳邀击之，得首十六级，夺马千五百匹。而黄台吉部亦被方逢时伏兵拒之。”《明史》记载:“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远堡，别部千余骑攻靖卤，伏兵却之。”方逢时与陈其学因此而得到朝廷的赏赐。
隆庆四年( 1570 )，蒙古鞑靼部内讧，掩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族纠纷与掩答发生冲突，带部属阿力哥等千余人到云中投降。把汉那吉归降时 , 适值“总督蒲州王崇古以防秋入卫陵寝”，大同巡抚方逢时得悉消息后，一面“告总督王崇古，曰‘机不可失也’”，一面遣中军康纶率骑五百，前往迎接。督抚二人一致认为这是打破双方军事对垒的困境，赢得与鞑靼部和解的好时机，联名上疏提出了借机打破僵局的上、中、下三策。最终得到朝廷支持，隆庆帝“命把汉那吉授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赐衣一袭，镇城安置。”
把汉那吉降明，痛怒之下的掩答不相信其孙还有生还的可能，听信叛将赵全之言，亲率骑兵二万至离云中六十里处的平虏城外，其儿辛受率骑兵二万闯入宏赐，其侄永邵卜则进犯远堡，四面夹击逼迫方逢时归还把汉那吉。方逢时与总督王崇古商议后，遣旗牌官鲍崇德、副总兵田世威兵出云石堡，自己则让掩答使臣五奴柱转告，如将“板升”（汉人）头目赵全等缚交大同，即刻将把汉那吉归还。经过多次和谈，掩答果然将赵全等十余人绑送至大同，方逢时也很守信，派遣五百骑兵将把汉那吉归还，于是掩答引兵北去。此后，方逢时上疏请求封掩答为王以安定一方。而巡按御史姚继可则上书，诬蔑他是“通寇”，后经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等据理力辩，皇帝朱翊钧也赞允方逢时“临机设策”，处事有方。
隆庆五年（1571），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允许通贡互市，历史上称之为“ 俺答封贡”，亦称“隆庆和议”。俺答接受了明帝的封号，并签订了《俺答初受顺义王封立下规矩条约》，表示蒙汉世代友好，永不相犯。封贡的成功，结束了明蒙几十年间“华夷交困，兵连祸结”的局面。万历元年(1573)九月，方逢时继王崇古之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继续积极维护隆庆时的民族政策, 在边方颇有威信。

“茶马古道”促成者
方逢时与王崇古共同促成的通贡互市，“卫边境而救民命，贤于十万师远矣。”宣大总督王崇古说：“许以贸易，以有易无，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隆庆五年（1571）后，蒙汉两族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从此，北方蒙汉边境出现了“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农狎之野，商贾夜行”的和平气氛。天启元年（1621），蓟辽总督王象乾感慨：“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
“俺答封贡”以前，蒙古人并不特别需求茶叶。自明朝建立以来，蒙古各部曾无数次同明朝以各种方式进行贸易，其中蒙古向明朝索要的物品，或者明朝给予蒙古的“赏赐”，主要是绢缎衣帽、金银钞币、粮食药材及其他各种手工业品，种类繁多，但这里面完全没有茶。
但方逢时是好茶的，在宜兴任上时曾赠茶好友吴维岳：“标品曾闻陆羽经，咏歌久著卢仝口。修贡天子犹未尝，缄书遥赠知己友。”因吴嫌其茶叶大味涩而解嘲曰：“蜂翎雀舌满筠笼，如掌之叶理应否。毋乃狂客诗肠枯，故觉清新味如柳。”方逢时家乡鄂南“山地皆产茶”，蒲圻的松峰茶（洞茶）、嘉鱼的阳山茶尤为有名。古代医疗条件严重不足，而茶“消烦去腻，杀菌防疾”。征战边关，茶叶当是必备之物，食茶能有效解决水土不服等问题。方逢时及其官兵食茶的习惯，无疑对蒙古上层及普通民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封贡之后，方逢时从实际出发，认为蒙古缺乏铁器，其“分子嫁女，有一锅而各分其半者”的情况值得怜悯，力主就铁锅进行互市，从而使蒙古人的生活从简单的火烧食演进到烹饪层面。“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不再受制于工具，食肉饮酪的民族对茶的需求也就开始凸显出来。
万历五年（1577），也就是在封贡互市不久后，从来不要茶的蒙古首领俺答“投书甘肃军门，乞开茶市”，要求以马易茶。万历八年，俺答向时任宣大总督郑洛提出：“西僧甚多，常吃茶”，要求“每年准卖一二千”。同时为女儿出嫁，希望郑洛给予一些“夷地不产”的礼物，其中包括了“好茶五百包”。到了万历中期以后，黑茶已经普及到了蒙古的普通人家。万历二十二年，宣大总督萧大亨在《北虏风俗》中这样描述蒙古人用茶方法：“肉之汁既以煮粥，又以烹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忌也”。由此可以看到，此时茶己经开始逐渐融入蒙古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但如《明史·食货志四》记载：“番（外族）以茶为命。北狄（蒙古）若得，籍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明廷担心一旦同蒙古人以茶易马，蒙古人便会垄断这一市场，进而以茶控制番人，所以一直拒绝茶马互市。茶货就以先走私，后合法的方式进入互市。万历二十三年，陕西茶马史李楠以“中茶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番族利私茶之贱，不肯纳马”为由上疏朝庭要求禁止走私湖茶。持反对意见的御史徐侨也上疏反驳:“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行之引，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主张对湖茶进行管理性的销售，朝庭“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湖茶正式成为官茶，凭茶引可以进入互市。而安化黑茶和羊楼洞青砖茶也自此被蒙古人视为正宗，数百年来一直未变。
茶马互市的繁荣，使得南方特别是湖广等地物资源源不断由一条新开辟的商路，到互市口岸，进入蒙古，甚至到俄罗斯和欧州，如宣大总督王崇古所称“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这条商路一直绵延至今，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政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因为后来以茶为主，这条商路也就被誉为“万里茶马古道”。

综厥美的诗文大家
方逢时不仅处事有方，功勋卓著，而且文才出众，诗赋俱佳，“随地随事皆有吟咏，随咏辄工”，这些诗文“根柢旁魄，于古今之变、国家治乱之原、生民休戚之本，千态万状，沈冥发舒”，时人比之为杜甫之称“诗史”。晚明诗家李沂在《大隐楼和方司马韵》诗中称赞道：“一代勋名仰巨儒，归来尚喜玩琴书。楼题大隐云环座，诗入仙境水到渠。披胆旧惊韩相国，挥笔新压李金吾。天王指日承清问，曾见筹边国老无？”
无论在江淮、广东还是塞上，城堡山岭、边防大事皆可入诗文，而且都是亲历其间，非同一般文人的悬揣摹拟，因而有“边塞记”之称。如《清江棹歌》：“清江曲曲绕淮阴，分得黄河一派深。南去北来无限好，风光尝自系侬心。古岸春回杨柳新，长淮冰泮碧粼粼。鸣榔捩柁扬州去，打鼓烧钱赛水神。长樯大舸过新城，漕运江南百万粳。三日狂风住河口，暂得城中米价平。平江祠前日欲昏，棹歌三唱和声匀。灵鸦啄食时时惯，飞上樯头不畏人。”对清江浦的漕运写实而又深刻，更是充满浓郁淮安风情。又如《舟夜听角》：“菰浦深处泊征桡，画角双吹夜寂寥。响入青冥催暮雨，声回沧海震寒潮。关山戎马春仍急，岛屿鲸鲵晚更骄。攘臂支离堪自笑，冲冠状发尚萧萧。”情景交融，非“根柢旁魄”，状不出这种豪迈和激情。再如《西亭歌》：“为山剩有昆仑石，艺圃应多楚泽兰。更插江梅傍岩谷，谩教啼鸟怯春寒。”《胡笳十八拍》：“山河万里兮两界分，车书一统兮天朝尊。九关宁谧兮息妖氛，生灵允赖兮寿城臻。”文思深远，豪情满怀，“其气豪宕不羁，其风度廓宏高远，而一无所阂塞，真有吞云梦、吐衡和、鞭风霆，而上下霄汉者。”
方逢时诗赋文辞优美，视野宏大。如咏羽扇:“大鹏扶摇起沧溟，修翎散作晴空云。随风乱落岱宗麓，良工巧制明月轮。”状物如有神来之笔。一首《古战场赤壁感怀》更是脍炙人口。诗中写道：“危矶绝峭倚清江，人道曹刘旧战场。
往事已随寒浪灭，遗踪惟有暮山长。云霞尚带当年赤，芦荻空余落日黄。欲吊英雄千古憾，渔歌声里又斜阳。”有如明代诗家艾穆在《方司马<十二吟>序》中所评价，“情以遇迁，景缘神会，本之天窍，吐为完音，夫固意匠之自然，而性灵之妙鲜也。”
方逢时行事低调，淡泊名利。他的诗作之中也始终贯穿着这一思想。“江门杨柳绿丝柔，不为行人系去舟。芳草唤愁春冉冉，飞花送酒暮悠悠。百年湖海论心久，一笑功名掉臂休。后夜思君何处是，片云清梦到罗浮。”（《送黄邑侯还龙川》）方逢时保国护国有功，为朝庭重用，但深知官场险恶的他，读懂了万历对张居正的恨，于巅峰之时急流勇退，慨然归隐。“百战中原气未酣，中兴无主死何惭。独怜千载藏弓地，风木萧萧尽向南。”（《岳坟》）于是回归故里，构屋三楹，种竹数丛，“诵读之暇，披襟燕坐，于清阴疏影中吟咏谈啸”。“何如此君超群卉，娟娟岁晚恒清修。异种虚劳张博望，襟期窃学王子猷。嶰谷不协伶伦管，柯亭无复中郎求。渭川咫尺供清啸，谁羡人间千户侯。”（《种竹》）他精明的退隐了，隐得远远的，深深的，只留下一部《大隐楼》勾起后人的无尽思绪……

全文详见：https://bbs.6596.org/4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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