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反思：中国有《二十二》，日本有什么？-百神传媒 陆培春先生的“抗日”启示录本文首发于日本浪荡（ribenlangdang）联合出品百神传媒(baishenchuanmei)

二战反思：中国有《二十二》，日本有什么？-百神传媒

陆培春先生的“抗日”启示录
本文首发于日本浪荡（ribenlangdang）
联合出品百神传媒(baishenchuanmei)
本来这篇文章在8月15日就应该写了。那天凌晨，一些朋友就催着我写，但那天太难受太压抑，就一直拖着没写。今天9月3日，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才静下心来补了这篇文章。
1 对日本愤怒有用吗？
每到8·15或者9·3，一般的国人更多的是表达对日本厌恶和愤怒。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因为从前我也一样愤怒过。可是近10年来，每到这个时候广铁集团招聘，我强烈感受到的，倒是难受、失望，因为我知道愤怒是没有用的永恒之塔boss。
与往年一样，今年的8·15，关于慰安妇、毒气杀人、日军屠杀等题材的文章和影视数以万计，朋友圈的声讨更是多如牛毛。
只是，这里面真正让我觉得有价值的作品就3个：郭柯的《二十二》、NHK电视台的《731部隊の真実―エリート医学者と人体実験（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专家与人体实验）》、TBS电视台的《綾瀬はるか「戦争」を聞く―地図から消された秘密な島（绫濑遥听战争——地图上被抹去的神秘小岛）》。

▲这是国内首部“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唤起了人们对慰安妇的关注。
《二十二》本来叫做《三十二》，以纪录片的形式纪录了仍在世的中国慰安妇的惨痛人生。她们曾遭日军惨无人道的蹂躏，岁月的摧残使她们犹如风中之蜡烛，瞬间熄灭了十支，变成了二十二肖志军事件。正如一篇广泛传播的文章所写，这是一群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真诚道歉的受害者，而日本政府却希望她们早点死去——死了就死无对证了。

▲8月13日晚间，NHK电视台播出该纪录片，一时间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作为日本唯一的公营电视台，NHK拍摄的731部队纪实，是根据前苏联远东裁判所的判决纪录，东大、京大图书馆藏的大量史实资料和曾经的部队成员的口述证明，揭开了被尘封70多年的残虐非道。二战时期，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日本顶级学府，收受政府和军部的巨额支助，向哈尔滨源源不断地输送日本最顶尖细菌和毒气研究专家，以中国活人作为人体实验材料，开发化学武器妄图屠杀更多的中国人。

▲藤本安马（91岁），当时参与毒气制造的少年兵。
TBS电视台则通过艺人绫濑遥采访的形式，记录了日军在大久野岛（兔岛）上秘密制造毒气的一段历史。除此之外，其他的与其说是记录历史，还不如说是在宣泄情绪。
2 最敢言的驻日记者：陆培春
看到TBS的绫濑遥的节目，自然就想起该台在90年代中期，每年的8·15都会播出二战反思节目。有一年，通过电视中继，分设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三个分会场，其中东南亚会场的采访和解说正是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东京特派员陆培春。陆在镜头前，展示和解说了二战日军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屠杀现场，并采访了当地居民。
自此，我对陆培春留下了印象。
在另外一次的电视特别节目中，陆培春作为亚洲代表参与二战终战的讨论。他列举了二战时期日军在亚洲大规模屠杀、蹂躏慰安妇等种种暴行，以及亚洲人对日本的痛苦记忆和憎恨；并论及亚洲世纪的形成，倡议日本应该从曾经的“脱亚入欧”转换到“脱欧入亚”。
当时陆先生侃侃而谈，却没想到“伤害”到另一位嘉宾，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的自尊心。讨论节目立马演变为二人之间充满火药味的争论。这位名导演没有太多办法举证宠妃月非娆，却反过来质疑陆培春有什么资格代表亚洲。陆培春不慌不忙，“鄙人祖籍广东，父母亲中国籍，生而长于马来西亚，任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常驻日本，采访遍布亚洲。您看看是您适合代表亚洲，还是我呢则天代慈禧？”导演一时无言，主持人则机智地转换话题。
其实，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每年的8·15，都是陆培春最忙的时候。不是参加日本3大电视台的二战反思节目，就是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各地的二战反思论坛。作为外国媒体的驻日记者和专栏作家，他以抗击日本右翼的坚定立场成为了在日本媒体中最著名和最敢言的亚洲代表。
3陆培春：冷静抗击日本右倾化
陆培春，194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祖籍广东信宜。高中毕业后，在吉隆坡开设广告公司。70年代初期，他敏锐感觉到日本崛起的时代行将到来，于是变卖公司筹资渡日留学，当时的日本还属于冷门留学地。他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代留学生，就读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三年级起，他开始在香港的报纸发表文章，被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编相中，从1978年起担任该报驻东京特派员。之后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陆先生继续担任驻东京特派员，后任该报日本专栏作家。
陆先生与日本人结婚，长期旅居日本，见证了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和80年代的如日中天的辉煌。他不吝赞美地如实报道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科技成就，以及日本文化的高度中西融合；同时，他以新闻记者的敏锐眼光，长期密切关注日本社会尤其是政坛上的右倾化。他严厉批评日本社会的右倾、军国复辟思潮，包括自卫队军队化、靖国神社的参拜、教科书去侵略化改造，以及否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和亚洲其他地区残酷统治等陈冀平 。
大学毕业后，陆先生在新闻报道之余，出了二十多本专著。代表作《骄傲的日本人》和《饱食日本》，在日影响巨大。
▲两本书原作为中文，由《朝日新闻》资深编辑花野敏彦和镰田文彦翻译成日语出版。
陆先生成为了在日媒体的一面旗帜，冷静观察日本和抗击日本右倾化。始后，他在日本媒体界声名鹤起，并连续出版《脱欧入亚的劝告》、《亚洲眼里的日本》、《亚洲视角的日本的国际贡献》、《亚洲人和日本高中生如何看待日本的PKO行动》等大量抗衡日本右翼的著作小武凉皮。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将近20年的岁月里，有着中国血统的陆培春，无疑是最杰出和最成功的抗击日本右倾化的媒体人。
4 陆培春启示：新时代下真正的抗日
90年代后期，陆培春告老还乡，返回马来西亚，渐渐退出日本媒体界，只是偶尔作为日本两家私立大学的客座教授，讲授《国际报道论》课程。在石原、安倍等政坛右翼人物的操弄下，日本社会全面右倾欧兴田。
▲8月15日，60名日本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江湖还在，而且愈加激烈，只是陆培春已不再。纵观陆培春与日本右翼周旋的历史，其成功之处在于：尊重与欣赏日本文化，肯定日本取得的巨大经济科技成就，鼓励亚洲人学习日本的长处小心翼翼造句。陆先生在此基础上广交人缘，与《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左翼相互支持，对歪曲历史、误导国家的日本右翼风潮进行一针见血的批评。
我把这种做法理解为新时代下的真正抗日。
反观我们的媒体界（包括新媒体），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懂得这种真正的新时代抗日的含义？媒体界、朋友圈充满了谩骂、愤怒的言语。包括这次对日本NHK《731部队的真相》纪录片的报道，不少大报的标题是“日本自揭家丑…”。
什么叫做自揭家丑？我实在不懂。毫无疑问这是把日本当做全体丑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一定是个“反日”的人。在这些人眼里，不能买日本东西，不能去日本留学，不能去日本旅游…只要是跟日本有关的，都是丑恶的。我正是这样来界定“反日”的。
事实上在日本社会，有着良知和高尚道德水准的大有人在，如《朝日新闻》。在备受日本政府和右翼媒体（如《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周刊文春》）等打压和围剿，《朝日新闻》依然努力坚持维护“和平宪法”，反对军国主义复辟。TBS和NHK的新闻编辑和主持人，也有相当多来自于《朝日新闻》。
日本社会在全面右倾，所幸还有《朝日新闻》。我不知道，《朝日新闻》还能撑多久，但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在日本国内舆论的围剿下，《朝日新闻》高层为“吉田慰安妇报道”的“误报”谢罪。时任社长木村伊量即使在承认吉田证言有虚伪成分、报道有误，也始终没有因此就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事实。
在两国历史、政治纠缠不清的时代，我们需要抗日，但正确理解下应为抗击日本右翼。抗日意味着学习对手，了解对手，最终击败对手。
我对“反日”一向嗤之以鼻。如果反日也称之为爱国，那这样的爱国未免也太过廉价了。
后记
这些年来，我一直十分敬重陆培春先生，除了他是冷静观察日本和抗击日本右倾化的一个标杆外，还有一个私人原因——正是陆先生的一本著作，让我母亲寻回了故乡。
陆培春曾和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合作，开展组织了日本和平人士东南亚战争反思旅游，让日本人到当年的战争现场凭吊死难者和慰问死难者亲属。根据这些旅游经历，他写了一本《観光コースでないマレーシア?シンガポール（作为非观光行程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里面记录了大量当年日军屠杀的历史。
我很早就读过这本书，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会跟我有关系。直到2012年夏天，因为这本书，年过70的老母亲找到了她的第一故乡。
母亲出生于马来西亚，自从1951年回到中国大陆，母亲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为这事，她念叨了一辈子。回不去是因为她不知道具体地址。母亲离开大马的时候，只有11岁。阔别60多年，她唯一知道的信息，只有地名的发音“gualapila”叶云表。查遍了互联网和马来西亚的地图，也问遍了大马的亲友，始终没有人知道“gualapila”在哪里。
后来有一天，突然想起母亲说过，她小时候遭遇过日军屠村；又联想起陆培春的这本书中描述过日军在马来西亚最大的集体屠杀地在森美兰州的“瓜拉比拉”。恍然大悟，赶紧重新阅读该书。
按照这个线索，终于找到了马来西亚地图上的“KUALA PILAH”，这是高山脚下的橡胶林种植地。带着母亲和儿子，曹小小去了两次。母亲依稀记得的华人聚集村，已经变成了马来土著的专用地，并建起一所大学。就在大学附近的丛林中还找到了母亲小时候住过的房子，但只剩下残垣断瓦。母亲认出了她家阳台上的瓷器，以及不远处的菜地。经过大学往里数百米，就是日军KUALA PILAH大屠杀所在地。
按照陆培春书里采访的内容，这个村子曾经都住着华人。往山上走，就是原来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大本营。马共，在日本侵略时期，是坚定的抗日力量。日军对其恨之入骨，又怀疑村里有人私通山上的马共，于是进行了残忍的屠村。全村400多人，最后只有10来人侥幸逃脱。
幸存村民里面，就有我外公一家5口（外公、外婆、母亲、大舅和外公的弟弟）。按照母亲的说法，外公拉橡胶胶水到镇里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风声，连夜回家拖儿带女躲到了路边草丛里。夫妻俩按住两个孩子的嘴巴和手脚，大气不敢出，才侥幸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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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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