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自杀或活着女配要改嫁，都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理由-大家 文 | 云也退Lens公众号最近发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最难熬的日子里寇振海前妻??

云也退：自杀或活着女配要改嫁，都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理由-大家


文 | 云也退
Lens公众号最近发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最难熬的日子里寇振海前妻，什么事情给你的生活带来转机？”遴选出来的读者回复都是这样的：曾经路过一个拆迁前的上海弄堂，听到老房子里叮叮当当锅碗瓢盆炒菜做饭的声音，又想起以前读中学时回家一开门闻到米饭的香气里基戴维斯，“每次觉得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想那个画面。”“晚上在路上走着蝼蛄虾，看见高楼间的月亮，感觉活着真好，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想要哭泣的时候看看天空就好了。”

一度被身边所有人冷落、排斥。上班时为了省钱，拿白开水配超市的面包对付午餐，单位里一个平时傲慢的老大姐，生气地说，你都发烧了，怎么还能吃面包这种烘烤上火的东西？然后就把自己便当里的冬瓜汤端过去让喝。“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纪欣妤，但让我觉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不被理解地受苦喷气式卡车。”Lens的这篇综述文章题目叫“柜子里的口红和沙发上的狗，让我放弃了自杀”。巧的是老兵传奇，夸利亚雷拉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自传小说《应许之地》里也有如出一辙的段落。《应许之地》写的是1944年的事，主人公是一个持一张犹太人护照、假冒成犹太身份的德国人萌宠成长记，受纳粹迫害来到美国后，也屡屡遇到逃离欧洲的犹太人，那些人多有过濒临自杀的经验。其中一个人说，当时救了他一命的，是一盘很好吃的洋葱炒鸡肝。“人无缘无故自杀，我也经历过那种时候。当时使我放弃轻生念头的正是洋葱炒鸡肝的味道。我决定在死之前还要吃一份洋葱炒鸡肝，这道菜还没做好，我还需要等。我还要了一杯啤酒，但它不够凉，我等着它被冰镇到一定温度。其间我跟别人聊天。我很饿，又等着第二份洋葱炒鸡肝。这么左等右等，我就恢复了正常，不想自杀了爬泳。”书中还写到了其他一些“放弃自杀”的情况，都有些狗血，比如一个流亡美国的老妇人，贫病交加，举目无亲，刚刚拧开煤气开关，忽然想到自己多么不容易，为了跑到这里辛辛苦苦学英语，最近几天刚感觉自己能听懂一点话了，如此放弃岂不可惜？于是她就挺了过来。无缘无故地死，无缘无故地活，或者仅仅是因为某种很琐碎、很狗血的理由活下来，在1930—40年代，这类经验发生在很多被迫害的犹太人身上。人一受迫害就会想到自杀，乍一看逻辑很顺，但实际上，不少犹太人的自杀凯琍，事后来看理由都不充足。他们并没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而往往是因为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时冲动寻了短见；更有一些人，自杀的时候已经流亡到了像美国这样的安全的地方。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发生在1939年7月，自杀者是柏林的一个29岁的犹太女人，家里十分的有钱。前一年，纳粹逼迫她父母把产业卖掉，于是家人商议移民去英国。签证都办妥了，人身安全基本无虞，这个名叫路易丝的女子却突然在柏林南面的格里布尼茨湖畔开枪自杀柴田淳。后来警方调查了半天，认为很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所致，毕竟之前办理移民的过程漫长而煎熬，也很屈辱，路易丝长到这么大，还没有受过这种待遇。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二战爆发后一对斯图加特夫妇身上。他们经营布料生意，也有产业李常茹，也被纳粹逼着卖掉了房子，不得不暂住到一个条件大不如前的两居室公寓内。夫妇俩都快六十岁了，相约一起自杀萧景鸿，意外的是，他们还没动手，1939年11月，丈夫因涉嫌走私而被抓入狱关了一个月。结果，妻子在12月9日自杀，留下一封遗书，说她深深地爱着丈夫，请丈夫原谅她先走一步：“太难了，无法想象地难，我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不得不把你一个人丢在绝望之中。”她远没有到除了一死别无选择的境地，但是，她写下的遗言却很有力量，具有人的尊严感。跟波兰、东欧的犹太人不同，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相当有文化零零大冒险，也比较富裕，正因此，他们的自杀相对而言更引人注意，也会有更多的下文。这位妻子死后，丈夫决定活下来，他按照欧洲流亡者最常用的逃生途径，从里斯本上船，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后来，这个名叫尤利乌斯·G的男人在回忆录中说，他其实也考虑过自杀，但又一想，“或许会发生一桩‘愉快的意外’呢福元运通？政治气候没准会转变。”紧接着，尤利乌斯进入了西方式的反省：“或许这就是怯懦吧？我是不是因为怯懦才没有主动放弃生命？”在生命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选择自杀，到底是怯懦还是勇敢，这个问题可以一直争论下去。对前述这两位女性而言，轻生好像都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过有一点大概可以确认：她们生活的变故太剧烈了，本来都过得体体面面，一夜之间就到了离乡背井的边缘。无力掌控命运的感觉，她们一时无法承受。“很多人过得还不如我，不都还坚持活着吗？”——这种务实的想法，在她们脑子里大概从无立足之地。除了物质生活的剧烈改变，身份上的突然变化也会引起巨大的心理落差。犹太人在一个地方安下家来太不容易，德国与奥地利一度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落脚点，他们入籍之后，满以为自己是德国、奥地利或整个德语文化圈里的精英了，但偏偏反犹的震中也在这里。法西斯一上台，一朝回到解放前，德裔犹太人的作品被烧毁，身份被褫夺。1939年5月22日，魏玛时代最重要的德国戏剧家之一、犹太人恩斯特·托勒在一间旅馆里上吊，之前纳粹已经宣布剥夺他的德国国籍，托勒的自杀临颍天气预报，让其他已经同化入德国的犹太人都感到幻灭。当然托勒的死还有其他原因。他的亲属被逮入了集中营，他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很不好，生理上则已入所谓“中年危机”阶段。不过，托勒是在流亡中自杀的，死时他正在访美途中，人身非常安全。托勒之死，为一年以后一桩更有名的自杀——德裔犹太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开启了先声：本雅明是在向葡萄牙逃亡的途中，因越境时被西班牙警察抓住，服用吗啡而死的。他害怕自己会被遣送回德国，而实际上，同他一起被抓的人很快就被放了，后安然抵达葡萄牙。本雅明大器早成，才华横溢，比起托勒，他的自杀更象征着一种对欧洲的绝望，而他惊弓之鸟一般的状态也缩影了欧洲文化精英的脆弱，四五十岁的他们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没有盖世太保敲门，也受不了又一场战争的折腾。在《应许之地》的开头，雷马克记录了刚刚到达美国的流亡者的状态：他们被暂时安置在埃利斯岛上的拘留营里，对面就是纽约，看得见自由女神像的召唤。按说他们远比在德国、在奥地利、在法国时安全，但事实上，人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更容易精神崩溃，因为在欧洲，死亡威胁大到“能阻止精神崩溃的发生”，而到了这里，早已养成不信任和警觉的习惯的难民，只要发现移民核审员眉头一蹙，就可能会突然发疯——他们实在太害怕倒在黎明的门槛前了。要感受“生活真美好，活着真美好”，放弃自杀的念头，真的只需要一丁点诱因即可：家里饭菜的香味，头顶的月光，洋葱炒鸡肝，以及刚刚听懂的几句英语，都可以胜任这种诱因。自杀的欲望很容易被低估，也许军情急报，一吃到洋葱炒鸡肝，人立刻会觉得自己刚才的冲动很可笑：只要再忍一忍就行了，再忍一忍，看看美好的月亮，也就挺过去了——凭着这种智慧，我们凡人就能克服弃世的冲动；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历尽辛苦才上岸的人，为何掉过头来家有匪婆，重新品味被自己甩在身后的痛苦，并被它所淹没。

1942年艰难痕迹，另一位德语界的文化重镇——维也纳出生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跟他的妻子在巴西双双吃下安眠药。茨威格的死是最具戏剧性的，他成功地逃出了欧洲，也写完了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然后涉县信息港，他决定让寿命体体面面地停留在还不算太老的61岁上。在他这里，自杀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他这里，流亡与避难的安全感，无法克服远离乡土的孤独以及对老境的恐惧。他的遗书是文献级别的，最后两句诀别语如下：“我向我所有的朋友祝福：愿他们活着见到长夜后的曙光。而我，一个最有耐心的人，先他们一步而去了。”
【作者简介】
云也退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记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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