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間儒家經濟哲學之效驗（一）-蒙山先生三 二千年間儒家經濟哲學之效驗中華古代之農業經濟，在上述儒家經濟哲學之推動下獲得了巨大發展，締

二千年間儒家經濟哲學之效驗（一）-蒙山先生
三 二千年間儒家經濟哲學之效驗
中華古代之農業經濟，在上述儒家經濟哲學之推動下獲得了巨大發展，締造了以儒家哲學爲靈魂之燦爛文化，至今光輝湛然；此發展歷程，自夏、商、周迄西漢昭帝（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八十一年，即昭帝始元六年），以《鹽鐵論》爲據，又以班固《漢書食貨志》、《貨殖傳》爲鑑，可以闚見此二千年間農業經濟之變化，及隨此變化而起之其他各業之發展，最突出者爲冶鐵、鑄錢、鹽、酒四業，以致於有害農業，“農事捐棄，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米至石（音担，量名，十斗曰石，衡名百二十斤爲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官富貴而末民困；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食貨志》）加之文帝之時曾有“除盜鑄錢令”（《前漢書文帝紀》），實則“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姦滑，咸聚吳國，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鹽鐵論·錯幣》）至漢昭帝始元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榷酤，本征稅之法，漢武帝“初榷酒酤”，獨專其利；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引發了一場丞相、御史大夫（丞相車千秋、史進，御史大夫桑弘羊）與賢良文學（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之間就是否罷鹽榷酤、涉及經濟哲學之大辯論，而鹽鐵卒不果罷，觀者吁噓。（客曰：“余睹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畢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粟奕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辭，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关南施，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蔡振国，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廣德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火索，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鹽鐵論·雜論》）
至漢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桓寬（字次公，西漢汝南人，今河南上蔡縣江湖一担皮。）將此次闕庭辯論之文集成一書，名《鹽鐵論》（計六十篇），可謂儒家經濟哲學二千年之實踐總結，亦可謂儒家經濟哲學面臨新之經濟結構和形式安小乔，必須靈活回答之經濟問題，然而賢良文學未能應對以良策建樹，不識儒學應時而宜之本質，亦其泥也。（余於此用此泥字，意謂其有泥古之病，唯知道之形（形於心、性、修、齊、治、平者），而昧於道之質（常變、常新也。））然其所涉及之問題，實乃儒家經濟哲學之要，有如下列：一曰治國之本末，二曰邊防與財源，三曰農與商，四曰義與利，五曰德與權，茲分述如次。
一曰治國之本末：治國之道，經緯萬千，首當辨其本末，本末一立，則綱目自現，舉措有序，施政有方，功效隨見矣。儒家之政，首辨王霸，王道以德爲本，霸道以力爲上，儒之所本者，王道也，儒之所棄者，霸道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邂逅香水，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可見辨王霸，乃爲政之本中之本也，此乃王政、暴政之分野，屬於取舍，不可與言本末也；然本末之際，亦有可能雜入取舍之微，雖取王道、施仁政，一有不純之病，自不免陷於霸道暴政也，爲防此患，則更須先正取舍而繼立本末也。以經濟哲學觀之，則更足以見其同爲政之本末血脈相關也；食與衣、住與行，乃人之生存之首要，亦爲政者之首務；農桑者，衣食之源也，此乃中華立國之本也，此本也，歷萬世而不可變者也。但治國非僅經濟爲重也风起陇西，人之需求亦非限於衣食也，尚有發自於人心、人性之理性而求有以滿足與發展也；秉此理性，則王道興焉，仁政行焉；則必有綱、常、政、教、禮、樂、法、刑諸大端以資保之也；此諸大端中又有本末之辨，爲國爲治者所必須審察明辨而牢固把握、不可動搖者也。固其本則百政順，操其末則綱常亂、政教乖、而國危民困矣。此中本者何耶？必細爲推論、權衡，乃可明此中本者教也。蓋仁政所稟者道也，此道也雖存於人性人心，然必賴教有以啟之，以明明德，以知物我，以敘人倫，以崇綱常，以張政令，以察正邪，以辨賢佞，以章賞罰，以治百官，以正朝廷，以興禮樂，以慎刑罰，以勸農桑，以勵勤勞，以戒游墯，以醇風俗，此之爲治也，上尊下利，無不順也。此教之效也，教君也，教官也，教民也，一以明明德爲務、修身爲本也；可見仁政之施，以德爲本也，暴雪户外故《大學》有“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之論，此本末之見，在此次闕庭之辯論中，文學多有及之，如辯論伊始，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淫於利也。），本修則民慤（慤，謹也，善也，誠也。），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鹽鐵論本議》）“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鹽鐵論力耕》）“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朴贤珍，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鹽鐵論·論儒》）“夫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鹽鐵論·輕重》）“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易其田疇，薄其賦稅，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鹽鐵論·授時》）“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鹽鐵論·大論》）“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鹽鐵論·刑德》）由上引諸論，可見文學之言，實得儒家治國之本，明此本爲教者，實乃本中之本、要中之要也。此亦有鑑於秦之失政以暴，而漢之得民以德而爲言也。然文學之言本，亦有未及於至義者，則在未指明漢興迄於昭帝始元六年已歷一百二十五年矣，漢之爲治者，其表爲先黃老而儒術，其裏爲外王而內霸也。其所以致此者，一因高祖早年之鄙儒，二因漢承戰國、暴秦之遺緒，儒者不醇，士多以申韓之說矯世，漢武帝繼位之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詔丞相、御史、列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衛綰也）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前漢書·武帝紀》）由此而知當時之士習所向，其所影響於朝廷者，故可推知也；由此亦可見，此次參與闕庭之辯之諸文學賢良其學有不純，論有不精，未能據實以謀可行之方略爲當局所嘉納之者，亦其固漏而不識變幾之所在，使自宜之也。
二曰邊防與財源，此乃其時迫切要務，亦引起此次闕庭之辯之直接原因，在《憂邊》一論中，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今子弟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榷，獨專利也）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文學曰：“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遊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文學之此二言也，前者，實諂諛之詞，空泛無旨，後者旨在張本，固儒學治國之要，亦經濟哲學之心，然其病在於未能秉本以崇實，固本以慮末；本末兼利，內安外寧，此乃儒學尊體致用、尋道應變之至義也，舍用而不適變，徒託空言，乃腐且陋也。蓋自漢得國，歷文、景至武帝即位，爲期不過四十年（公元前一七九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國力初盛，唯邊患頻仍，乃內安之深憂也，非文學之“加德施惠”可致北夷之內向也，詳考班固所書之《匈奴傳》可明矣。“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氏猎豹行动，始奔北邊。）芸豆炖土豆，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秦穆公得由余锁梦楼，西戎八國服於秦。”漢興，“高祖使劉敬結和親之約，約爲兄弟”；高后時欲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季布指其爲面謾曰：“噲可斬也”，並陳言“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與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復欲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溺其志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此乃昭帝之前北防匈奴方策（歷史）之大略，文學賢良自當知之，且匈奴本夏后氏之苗裔，乃一家兄弟，本亦可以仁義說之，以遠柔其內化，此亦文學賢良之所知也；本當據此詳籌密劃靖邊安奴之長策，以資朝廷裁決施行，然文學慮不及此，謀乏大圖，唯知誦六經之文，而不通儒道之真諦（在《易·繫辭》中，孔子揭示三義：一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北流圭江论坛，而斯而已者也”；二曰：“功業見乎變，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三曰：“知幾其神乎，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可謂儒道之真諦也。），唯知儒道已形於文者之可尊，而不明儒道之適於時變者之可貴，泥於經文，不識枯漏，亦可悲也矣。專以匈奴之邊患而論，除有賈誼、鼂錯、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等人理論謀劃於前，更有侯應（元帝時之郎中）、揚雄（成帝時之黃門郎）、嚴尤（王莽時之大將）三人謀策建言於後；侯應之陳“十不可”（一不可罷備塞戍卒，二不可罷外城省亭等。）；揚雄之奏言“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明者觀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使哀帝“寤焉”，解救了一場危機，使單于“上書，言蒙天子神靈，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嚴尤之諫，更指明對匈奴歷代政策之失，其言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虫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輪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定，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盐枪。”）其所論之對匈奴用兵之“五難”主要指“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之病也。對以上諸論，班固之見是矣：“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之論當矣。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辟居北陲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似班固之見，則大夫憂邊所持之論“功臣者用大”失其立腳之根基矣。此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雖出自文學參與闕庭辯論一百年後之班固之筆，但御邊之史料和思路之門，早在文學之前即已敞開，唯文學重於誦六經之文，疎於儒者弘道之責，輕於隨時宜而通變，迂於善謀御夷之長策，如班固所論，對匈奴之患，取“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之策星河帝尊，則邊防之費，不過一年之常費（數）而已，其較之於傾國庫、困民財亦無以應付者，不知勝什佰仟萬倍矣，以此而論，足見文學之闇於與時宜通權達變，故不免陷於枯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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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教育哲學》何光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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